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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两茫茫:胡适小儿子思杜自杀前后

来源:西部故事网   时间: 2019-07-09

  在撰写《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初版)过程中,我曾就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的死进行了一番调查,走访了在大陆的胡适的亲属和朋友。《胡适传》出版后,有朋友向我提出传中关于思杜之死写得模糊,且有错误,建议我再下些功夫,写出个真相来。于是我又走访了有关知情者,将思杜之死及前后的相关事件作一梳理,供海内外胡适研究者参考。引文中模糊处,加有按语。

  胡适与江冬秀所生两儿一女,依次是祖望、素斐、思杜。思杜少时患肺病,小学时读时辍,后来胡适便让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后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著有回忆与胡适交往的《师门辱教记》等)做家庭教师,教思杜及祖望学习,同时帮他整理父亲胡传的遗作。后来思杜入校读书,但非聪颖之辈,善交朋友,贪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9年,先让长子祖望到美国,入康乃尔大学,仍留思杜随母亲在国内。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江冬秀一度带着思杜避难于上海租界,思杜也入上海的学校读书。胡适把思杜委托给友人竹垚生代为管教。1940年11月9日,竹垚生致信在美国的胡适,说:“小三(胡适在日记中称思杜为小三)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

  一次在美国朋友施太尔先生所拍摄的录像片中,胡适见思杜走路“有点摇头摆耳的神气”,立即给江冬秀写信,告诫她:“我盼望你时时注意,叫他自己留心,不要养成这种不好看的样子。”

  在这一年(1940)3月21日,胡适在一封致思杜的信中,曾表示让思杜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说:“你应该明白。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到内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实况。你二十年不曾离开家庭,是你最不幸的一点。你今年二十了(十八岁半),应该决心脱离妈妈去尝尝独立自治的生活。”

  对此,胡适有些着急,怕思杜沦为他(胡适)当年(1909-191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时的荒唐境地,便于1941年5月,让思杜到美国学习。1948年夏,胡适托朋友把思杜从美送回北平。

  关于思杜的详情,思杜的远房堂弟胡恒立(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1988年8月去世)1986年8月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思杜是个平时不好读书的人,他喜欢交朋友,喜欢玩。我们在北京的十几位堂兄弟姐妹中,他最幽默风趣,会说俏皮话,有时办事(行动上)也滑稽可笑。因为我们是作为胡适的远房亲属移居北京(当时叫北平)谋生的,生活上自然也多得胡适的照护。其中我兄妹几个能读大学并在大学里工作,也主要是因胡适的影响所致。思杜长得圆(胖)乎乎的,一说话就笑,我们兄弟姐妹聚会时,只要他在,气氛就会很活跃。他花钱大方,交朋友也大方。生活中是个乐天派。他到后来自杀身亡,纯属不得已,是精神上完全崩溃了。

  思杜自美国回到北平及为何没有随胡适南下之事,胡适的学生、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曾任历史系主任),在1986年8月对我谈道:

  我作为胡适的学生(邓广铭为三十年代胡适得意的从事史学的三大弟子之一,另二位为吴晗、罗尔纲。邓先生于1986年8月、1992年4月、1992年7月,先后三次与我谈他与胡适的交往,笔者受益颇多。吴晗1949年以后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曾引起许多人的惊叹),日本投降后,北京大学从昆明西南联大分离出来,迁回北平,傅斯年为代校长,我为校长办公室秘书,历史系副教授。胡适从美国回来任校长时,我仍为校长办公室秘书,协助他工作。1948年夏,思杜从美国回到北平后,因他在美国是学历史的,又是胡适的儿子,所以不少人看重胡适的面子,纷纷要给思杜介绍工作,或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这件事为胡适所拒绝。他知道这是朋友们在看重他的面子,他怕思杜日后毁了这种友好的情份,只好说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当然,朋友们也知道胡适这是怕思杜不成器羊羔疯症状,有伤他胡适个人的声望。后来,胡适只同意让思杜到北平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北平被的军队包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来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说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适打电话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南下,被陈拒绝了。他又打电话给清华研究院教授陈寅恪,但不知陈的去向。胡适为此很着急,我劝他不要急,并说我知道陈寅恪在什么地方。因为陈寅恪时常在他哥嫂家(陈衡恪1923年去世后,留在北京的家人),那里我常去。最后我把陈寅恪找来了,陈便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15日)。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

  胡适在傅作义将军的帮助下离开北平之事,我在《胡适传》中已作了明确的交代。思杜留下后的情况,据江泽涵夫妇(江泽涵为胡适夫人江冬秀的堂弟,曾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胡适离开北平时,江泽涵在瑞士作访问学者)1986年8月在北京大学燕南园向我回忆:

  胡适和冬秀离开北京时,因思杜执意要留下,冬秀很难过,不愿意扔下他,但又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给思杜留下了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的军队进城后,思杜被组织派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改造。去学习前,他把冬秀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首饰等都放在我们这里。等他学习、改造结束后,他来把这一皮箱东西取走了,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思杜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改造结束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此校后来迁至四川,改名西南交通大学)“马列部”教历史。后来他也常来我们这里,那时他表现很积极,说要与他父亲划清界限,并积极要求加入组织。他上交母亲留给他的东西,就是向组织表示他的忠心。他还写了批判他父亲的文章。

  胡适飞到南京后,很快就被蒋介石派往美国作非正式的民间外交使者,请求美援。胡适到美国后不久,香港控制的报纸立即登出了一封《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北京《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登出)。对此,胡适于1950年1月9日写了《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即《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用考据的方法,认定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之手,是有人代写,或陈垣有此类信,但经过官方加工过。同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二版上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这则消息登出后,胡适的学生、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9月28日致函《中央日报》,就他所知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发表声明,因为胡适此时在美国。傅斯年的信被登在9月29日《中央日报》上。他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在信中说:“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当时胡适对此事的态度是有口难言,他对记者说:“我们早知道,在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这就是“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胡思杜的文章登在香港,大陆的《中国青年》等刊物都有转载。这是胡思杜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改造时写的。这篇文章是否真的出自思杜之手,或者说全部是思杜的话,我无法得知,但其中有一段,颇使胡适难堪,当然也是他根本不曾想到过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癫痫病如何预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平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的。193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邦的工作,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此文与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文字略有出入。这篇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当时海内外影响很大,思杜也因此受到官方的表扬,华北革命大学的学习结束后,他才得以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思想基本理论教研部”)教历史。

  写作《胡适传》时,关于思杜的情况,我主要依据胡恒立、邓广铭、江泽涵夫妇提供的材料。其实最了解思杜的胡思孟(思杜的远房堂兄),我曾于1986年7月、1987年7月两度到北京寻访他,都未曾得见,直到1990年9月中旬在北京,我们才得以第一次会面。

  胡思孟先生是思杜在父母离开北平后,接触最多的亲人。思杜1957年9月21日因被打成“”分子而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就是写给他的,同时也是胡思孟到唐山铁道学院参与处理思杜的后事的。胡思孟向我回忆起思杜的往事时,还十分伤感,视思杜如亲兄弟一般。胡思孟目前因心脏病、白内障及听力下降等病症,他的回忆断断续续,我将其连缀成段,并加上按语:

  我在上海时,他(思杜)没有上学,请家教(此时家教不是罗尔纲,罗到北平时才做思杜的家庭教师)。我比思杜大几岁,十四岁时到上海当学徒三年。到北平时,是找我叔叔(胡恒立的父亲),他介绍我到天津私人开设的印刷局当学徒。“七·七”事变后,我到北平的铁路上工作。我没有文化,小学还没有上毕业。他(思杜)妈在北平、上海时对我很好,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到上海当学徒时,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他想让我读书,我读不下去。

  1948年,胡适、冬秀去南京,让思杜走,他不走,思想很进步。进北平后,他和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一起学习、改造。后来唐山铁道学院把他要去。他在唐山是讲师,教历史的。

  1957年秋,思杜被打成“”,批斗他得很厉害,他受不了,就上吊自杀啊。自杀的原因,他事先告诉了他的一个同事,是个员,一个系的(系是一个部)。他死前,给我留了个遗书,是写好后压他枕头下,他单位的人发现后,给我打电报,让我去唐山。我收到电报时哭了。我到唐山后,他已经死了,装在棺材里,我们在郊外挖了坑,把他埋下,并立了一个小木牌,现在恐怕已不知在什么地方了(如今墓地也找不到了)。

  遗书我看后要带回来,他的单位的人不肯,留下了,只给我抄了一份。我是到唐山后,他的组织上的人告诉我,他是畏罪上吊自杀的。遗书的内容我现在记不大清了,但基本内容还记得,大意是: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后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剩下的六百多元钱(现金),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其实当时还有江泽涵、胡恒立等亲人,他是怕连累他们,因为胡恒立兄弟都是员。我是没文化的工人,不怕连累。

  我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的,也有批判胡适的。我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车托拉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元钱。因我有六个孩子,没有一个上大比较权威的癫痫病医院是哪家学的,他们也不读思杜的书。衣服没有什么好衣服,一个旧皮袄,一件呢子衣服。他也是艰苦朴素,钱不多,平时还接济我,让我的孩子上学。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女方一听说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有对象他也许就不会死了。

  我在铁路局的印刷厂工作(当印刷工),因思杜的关系,在“文革”时被打倒(成了黑帮分子),逼着我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把我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北京。“文革”开始后“”抄家,我害怕了,就把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有些外文书我也看不懂,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十几本外文书了。

  他写给我的遗书,“文革”时,我也是因害怕,把它撕了,只保存一点,颜振吾拿去了(保存下来的一小块,为一张纸的一个角,不是思杜手迹原件,为抄件。1987年交给胡适家乡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颜先生曾将这份残稿出示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先生,耿抄写了十几个字及日期:“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九月二十一日”。1990年9月下旬我与耿云志先生谈起此事时方得知。同时推测思杜自杀的日期为9月21日以后,即写完遗书之后。但具体日期无法确实)。

  思杜自从登出批判他父亲的文章后,想争取入党,他上交财产(指江冬秀给他留用的东西)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到唐山后,他积极、努力工作,觉得父亲是有罪,他是在为父亲赎罪。反“右”之前,自上而下让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杜不知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预示,他因为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但马上学院领导把他定为“”分子,说他是向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他精神上崩溃了,最后绝望而自杀。

  思杜自杀之事,报纸并没有报道,在海外的胡适及江冬秀、胡祖望等都长时间不知此事。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美国纽约预立的遗嘱中有(七条遗嘱的第六条):“去世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个仅一个留在,则留给该子。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

  胡适立遗嘱,是因心脏病发作,他是直到1962年才病逝台北的。立遗嘱的时候,思杜尚未自杀,但他们父子已失去了联系,后来思杜自杀的事逐渐传到海外,胡适、祖望隐约听到,但又无法证实消息是否确切。据江泽涵夫妇1986年8月对我说:

  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4——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遗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学校没有明确答复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意写回复祖望的信。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我们才与祖望恢复了联系。

  思杜之死,是作为他个人的悲剧的结束。作为胡适的家庭悲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同时“反右”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悲剧?

  胡适看到纽约《华侨日报》上刊出《胡适被自己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的报道,并剪贴在日记上。

  随后,胡适在致徐大春(徐新六之子,思杜在美国读书时的朋友)的信中说思杜的“学习总结”是他自己写的。“我这样想,所以我当时只说他没有济南哪家医院治疗癫痫比较好缄默的自由,从没有责怪他之意。老实说,他的这篇文字写的还不坏,比裴文中、冯友兰诸人的自白高明多了”。

  1951年12月30日,胡适在另一封给徐大春的信中特别发出自己的作为父亲、朋友老师,对大陆批判表态的者看法:

  我因此想起,思杜的自白一文,的确是大有功于我的许多朋友学生的!他给他们开了一条生路。我当时在《纽约时报》上说的“没有缄默的自由”一句话,也正是要“宣传”思杜开的这条“生路”。我愁铁幕里的朋友们不看见我这句话。现在有朱光潜此文“宣传”我的“名言”——“在之下没有缄默的自由”,——我的朋友们可以大胆地走这条“生路”了。

  胡适的弟子门生和朋友,要想在新体制下生存,就必须发出批判胡适的声音。随后,大陆胡适的朋友学生被发动起来,纷纷发别对胡适的批评文章,胡适在美国多能通过香港辗转读到。精明的胡适却能从不同人的“批胡”文字里读出真话、假话,或有无个人恩怨流露。

  我说思杜的自白替许多朋友开了一条“生路”,这是说,(1)我的儿子尚且说我是他的敌人,我的朋友学生也可以照样办,至少心理可以减少一点不安。(2)我对思杜的自白,只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在统治之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并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这是表示我能谅解思杜。同样的事件,我也当然能谅解。朱光潜此文里提起我为了思杜自白说的没有“缄默的自由”一句话。不论朱君能否见到我此话,但此话的发表至少可以使我的朋友学生得着一点慰安。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胡适作为思想家和哲人,他的深刻、睿智和先知让我们有些内在的紧张,在1957年还没有表达他对鲁迅的个人意见之前,胡适已经先替他想到了。

  1955年10月23日,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特别引了胡风的信和鲁迅1935年9月给胡风的信。他最后的结论是:

  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四封信(1935年9月12日,九四六——九四八页),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

  胡适所说的鲁迅给胡风的四封信,特别是1935年9月12日的信,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212页,主要是谈对“工头”和“元帅”的不满。正如法国当代思想家亨利·拉伯里所说的,反抗者一旦结群,便立刻沦为新的群体的屈从。逃亡才是个人最后的出路。

  大陆对胡适的客观认识,是在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那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了客观的认识,才是随后实事求是的研究的一个起点。

  我参加1999年9月在安徽大学召开的“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时,得见海外著名的五四运动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从美国发来他的手书。他说:

  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

  2001年1月1日李慎之将周策纵的手书补录他的《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一文中。同时,他在文中披露了1982年曾对他说过的话:“鲁迅若在,难免不当。”

  关于胡思杜所留下的十多册书,在1988年前后,胡思孟先生已无力保存,他便向来访的程法德先生(居浙江杭州,为胡适亲戚,现已去世)、胡明先生(居北京,为胡适同宗)展示,程、胡两先生共挑出三册带走。其余的十多册由我本人带到南京大学,后又转到河南大学。经过多次搬家之后,有几册丢失,现存六册全英文精装大开本,在我本人的书房中,与胡适的全集相伴。这大概是胡思杜所留下的最后遗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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