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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婚姻的文化色谱――评马步升《一九五○年的婚事》文学常识www.hlmsw.cn,玛奈特

来源:西部故事网   时间: 2021-04-05

    马步升的长篇小说《一九五○年的婚事》叙述《婚姻法》颁布后在中国西北革命老区一个小县城里引起的生活变化与溅起的情感波澜。子午县县长马赶山是作品塑造的中心人物,他的生活经历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小说同时还穿插了其他人物在抗战时期、内战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活动,共同组成了一幅立体的历史生活图景。从子午县的县长书记到乡村里的农夫农妇,上演了一幕幕革命与婚姻的悲喜剧,组成一帧帧革命与婚姻的文化色谱。
    马步升对“革命”叙事有着持续的热情,从小说《鱼蛋蛋的革命行动》、《青白盐》、《革命切片》,再到《一九五○年的婚事》,我们都可以发现作家对革命的关注,革命历史经过作家的语言编码后成为了一种修辞,承载着作家的价值评判与理想,尽管马步升不同小说中“革命”的能指与所指各有差异。《一九五○年的婚事》中,马步升将革命的“杂色”、婚姻的“杂色”通过“杂色”的话语呈现出来,营构出一个既具地域文化风情又具时空超越性的艺术世界。
    一、革命的“杂色”
    《一九五○年的婚事》中,“革命”叙述不是对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曲折性、光明性等概念的模式化叙述。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农民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历史必然性,也敏锐地发现了革命过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对此,作家有意地选择了“一九五○”这一非常重要的时间“切片”,对中国革命历程中杂然并陈的文化色谱进行“剖面”式的观照与呈现。
    马步升的革命叙事体现着他对革命的“杂色”的文学思考。革命的“杂色”之一体现为革命历程的复杂性。小说中,就革命动机来说,古里参加革命是因为“好玩”,刘及第参加革命是为了“逃离”丧夫的母亲严厉的管教;一些城市女性知识分子投奔革命却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甚至认为“共产共妻”也是革命的题中之意;就革命的过程来说,作品虽然在强烈的阶级矛盾中展示了反动派及残匪的狡猾与残忍,但也在客观地显示辉煌灿烂的革命过程背后盲目残酷的阴影。例如,刘及第对革命的理解就是要别人的命,并在攻打满家大院时伤害无辜妇孺,欠下七条人命。
    革命的“杂色”之二体现为革命成功后革命者的精神蜕变。革命成功后,“打了江山”的居功心理在一些革命者的话语中不时闪现;掌握权力者常请有官衔的老战友吃饭喝酒,却不见和那些回家当农民的老战友来往;革命者革命成功后,进城成了公家的人,就看不起不识字的农村姑娘;为了争夺知识女性,老兵们经常相约在城外打架;革命者在抗战时敢于责任的担当,却在建国后为权力暗中争斗。革命的誓言被慢慢忘记,革命的理想渐渐变色,革命者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甚至丑陋、阴暗的沉渣悄悄浮起。
    革命的“杂色”之三体现为对各类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是立体的,而不是单向度的,无论人物命运的突变还是渐变都契合人物性格自身的逻辑。就县长马赶山来说,他出身贫苦,虽读过三年私塾,识字不少,却不爱读书,随口就是粗话脏话,但口粗而心细,为人正直,重情义,头脑灵活,应变能力强,曾在子午县进行了十五年的革命斗争。“我是一个革命战士,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精神永不丢!”这是他当初的誓词。“革命成功了,我们面对的问题远比打仗多,远比革命队伍复杂,这就需要多生出几个心黄石看癫痫去哪个医院眼来,多长出一个脑来,不是原先那样一根筋,除了损害革命事业,就是害人害己,由革命战争时期的功臣变成建设时期的革命队伍罪人。”这是他想要坚持的理想。马赶山常常批评别人忘记“领导干部身份”,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忘记当初的革命诺言。他也反对别人离婚,一直在撮合别人的婚姻,维护着社会的稳定,甚至用棒子惩罚那些婚姻不幸坚决要求离婚的农村妇女。在别人的眼里,马赶山是一个“在男女问题上严谨正派的干部”,会打仗能打仗,有政治头脑,有人格操守,然而,革命成功后,已有妻儿的他却在与荨麻、姚妙妙等多情女性的邂逅中意乱情迷,渐渐沉浸于女性崇拜与英雄仰望的热浪之中,从开始接触女性气息时的羞耻、惶恐,到后来的迷恋,再到后来主动的找寻与猎取。马赶山作为“革命战士”及“功臣”的“严谨正派”与“人格操守”逐渐被时间的“切片”剥离出来,显露出人性中本能的欲望。
    古里青年时期在游击队进村时参加了革命,成了一名“一切都属于全世界受苦的劳苦大众”的“革命战士”,但“他参加队伍的目的,就是觉得好玩,再就是不愿意回家”,因为参加革命使他能够离开农村单调沉闷的生活。他经历过生死严酷的考验,但经常在女人面前不能自控。革命成功后,古里担任县委副书记,常为争夺权力心怀叵测,露出他精神世界中黯淡的一隅。再如,地区公安局长冯立春,也是刀尖上跳舞的好汉,但革命成功后,对自己的婚姻也不太满意,羡慕马赶山有女人缘,遗憾自己没有女人缘,为马赶山能够获得风尘女子的芳心而甚感欣慰,觉得自家的丑婆娘走不到人面前。尽管这些仅仅是革命者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却使我们窥探到他们精神危机与情感危机的真实内核。
    马步升对革命“杂色”的呈现是作家对现代中国革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深刻体察与思索的结果,这种“杂色”绝不是片面的偏执的色彩涂抹。作家在小说中巧妙地将这种“杂色”涂染在中国“革命”改天换地的历史画框里,涂染在中国“农民革命”这一厚重的历史画布上,使其作品中“杂色”与“底色”之间的调配显得自然沉稳、和谐统一,毫无失衡突兀之感。例如,在小说中,贺拾柴说:“我革命十九年了,还没沾过女人呢?”马赶山认为婚姻就是“屁股底下的事”,“历史是个锤子”,“我为历史负责,历史为我负过责吗?历史在乎我的负责吗?而历史永远是现实的”。这些言词之间,我们不难发现农民“革命者”对革命的“农民化”理解。
    实际上,马步升通过《一九五○年的婚事》在思考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如何继续“革命”的重大命题。与一些新历史主义作家对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解构、颠覆不同,马步升的小说世界中,历史不是碎片化的、偶然性的、欲望化的,作家始终关注着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及其实践品格。作者一方面表现革命者在枪林弹雨中的出生入死与奉献牺牲,表现他们在建立新政权后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奔波操劳;另一方面,作者也时时警醒于革命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反思着中国历史文化长久积淀下来的文化惰性与精神痼疾。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革命年代对“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深刻洞察,理解了政治家、革命家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一些共产党人可能会“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的警示与“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远见,我们就能理解马步升对革命“杂色”文学书写的思想价值。
    二、婚姻的“杂色”
 郑州癫痫病哪家医院   以婚姻表现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作家常采用的一个视角,也是马步升《一九五○年的婚事》重点呈现的内容,作家以独特的话语内容改写并重新阐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以小说的形式留下一个“杂色”的婚姻历史档案。
    《一九五○年的婚事》中的“婚事”有多种类型,呈现出一种“杂色”的景图画,既有传统的“父母之命”的婚姻,又有“革命之命”的婚姻;既有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的恋情,也有成年男女的情感微澜,甚至还有土匪的野蛮抢婚。马赶山的爹与他的两房老婆、马赶山和大女、古里与夭夭、狼茬婆与蔫梨等都是“父母之命”的婚姻形式,那妃与祁如山、古里与柳姿、姚妙妙与萧乾坤、贺拾柴与高红泥等,都是“革命”的婚姻形式,此外,作品还呈现了荨麻、姚妙妙、俊鸟对马赶山的爱恋、小锤子与“麻雀”的爱恋、土匪对荨麻的抢婚以及农村妇女的群体性离婚等,这些男男女女之间的故事就共同组成了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婚姻文化色谱。值得一提的是,马步升敏锐地发现,革命前,婚姻是“父母之命”;革命中,婚姻是“革命理想”;革命后,革命者的婚姻是“组织安排”,而农民的婚姻,该收彩礼的照样收着彩礼。革命者的婚姻也是捆绑式的,对此有亲身体验的革命者柳姿说:“在战友那里,在民众那里,宣传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公正,家庭生活中的婚姻自主,家庭成员之间的人格平等,这都是他们一直挂在嘴上的话,到头来,自己的婚姻倒被包办了一个彻头彻尾。”男女自由平等、两情相悦的真正爱情似乎无法存活于现实生活严峻而冰冷的岩隙里。因此,小说叙述中,追求自由、平等的革命者本身在婚姻上的不自由与不平等就构成一种悖论与反讽。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又似乎在制造新的不自由与不平等,包括对女性情感与身体的占有,而这一切又与《婚姻法》这一特殊的法律文本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关联,相互生发,表征着一种独特的历史寓意。
    妇女是婚姻的主体之一。马步升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多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既描述了普通农村妇女的命运,又展现了革命时期知识知识女性的命运。
    农村妇女狼茬婆的针线活灵巧麻利,她本来想嫁给马赶山,却因不明实情弄巧成拙,使她声名狼藉,只好破罐子破摔,嫁给“没人样子”的男人蔫梨,性格也变得粗豪暴躁,在《婚姻法》颁布后,她想结束不幸的婚姻,却在马赶山的劝阻与惩诫中重回婆家。质朴、善良、温顺的大女是马赶山的妻子,一心一意为马家传递香火,始终“相信她的男人不会变心”,把丈夫“嵌入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自豪于马赶山给她买新衣服,为不能天天伺候丈夫愧疚不已,她却永远不会想到,在马赶山的记忆里“唯有大女,是他不容易想起的”。与大女不幸命运相似的是被古里抛弃的前妻夭夭,她坚持着“生是古家人、死是古家鬼”的妇道,抚养着作为亲生父亲的古里从未曾谋面的“弃娃子”。对这些女性命运的书写深蕴着马步升对农村女性悲剧命运的人文关怀。
    就知识分子女性而言,她们的婚姻大多是由“革命”促成的。那妃是一个有爱国热情的苏州女青年,因为是满族,同学们怀疑其“革命”有复辟的目的,便在华东沦陷后来到西安,筹钱采购了一批枪支、弹药及药品投奔解放区。她的做事原则是心甘情愿地服从革命群体的指令,毫无怨言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到达子午县的那天晚上,她就成了革命者祁如山的妻子,用热情与理想、身体与婚姻“投身”了革命。柳姿从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大学教授,吉林治癫痫医院哪家有名母亲是洋行职员,家庭条件优裕,漂亮大方,性情活泼,是一个有革命热情女大学生,和几个同学一起从敌占区一所大学投奔了解放区,后来与古里一起被革命的需要捆绑成夫妻。医学院毕业的姚妙妙一心爱着抗日的英雄萧乾坤,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萧乾坤又成革命的敌人,因此她在解放区成为被监控的对象,后来她因感恩于马赶山为她在县医院找到工作,找到做“人”的资格,也倾慕于马赶山的英雄豪情,揣着一个与“英雄”结合的爱情迷梦,奔向马赶山工作的子午林场。高红泥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女性,在工作中常常忘记自己的性别,而一旦被唤醒,则闪电般地成为革命者的妻子,与大字不识的革命功臣贺拾柴结婚,她不仅对马赶山给贺拾柴的“秘密授意”毫不知晓,还因马赶山的安排“感动得泪流满面”,却不知马赶山始终认为:“贺拾柴是革命的功臣,她是什么,她对新江山毫无贡献,只是一个坐享其成者,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革命功臣,也是该当的,反正她也要嫁人的,嫁谁不是嫁,又不是让她当随军妓女。”
    马步升的《一九五○年的婚事》给我们展示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婚姻景观。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或是与“革命理想”为婚,或者是与“本能”为婚,在热情拥抱革命、投身革命的背后,女性常常作为“身体贡献者”的身份至少让人触摸到革命大海底层一股让人心生冰凉的洄流。可以说,马步升表面上在谈论“婚事”,更深层次上,作家在思考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社会解放等重要社会命题。现代知识分子女性在投入革命的怀抱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个性意识的消弭、女性身份的迷失及阶级意识的重构。例如,在小说中,柳姿在将要进入革命组织为她安排的新婚之房时,产生了这样的疑惑:“这个门,自己该不该进去,以何种姿态,何种身份进去”。这不仅是小说中一个知识女性形象对自我身份确认的疑惑,也是作家对知识女性如何进入“革命之门”的困惑。做人难,做女人更难。无论是农村妇女,还是知识女性,在一个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社会中,她们注定要负荷更多的沉重与艰辛。马步升正是通过一个时间的“切片”投射出一帧帧婚姻的文化色谱,表达了对弱势社会群体的深切关怀。
    三、话语的“杂色”
    在《一九五○年的婚事》中,“杂色”的内容是通过“杂色”的话语来呈现的,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革命话语、生活话语、性爱话语、方言土语、粗话脏话混杂在一起,组成了话语的“杂色”喧哗与“双语”叙事,组成一个多声部的话语“奏鸣曲”,并在展现地域文化、刻画人物性格、表达思想主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
    马步升在《一九五○年的婚事》中坚持着一种方言化的叙述策略,大量的被作者称之为“北地人的怪话怪叫法”的具有浓郁陇东地域文化色彩的方言、俗语原生态地呈现在小说文本之中,如“具体人”、“干大”、“吃包子”、“行行子”、“日嚼”、“�A”、“锤子”、“瓜女子”、“先后”等。除了一些日常的“叫法”,叙述之中汇集了一些浓缩着民间民众智慧的歇后语、谚语等,如“戴上草帽吃包子还差一帽沿远呢”、“狗吃杏核响得脆”等。这些语词的运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也使人物的言行举止更具一种现场感。
    人物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为了展示人物自身的性格、身份与文化水平,马步升对人物语言的表现是非常个性化的。祁如山、马赶山、贺拾柴等农村出身的革命者随口就是的粗话、脏话,饭店女老板荨南京癫痫哪家医院效果好麻与其侄女“麻雀”的语言则八面玲珑、世故圆滑,来自城市的县委书记何自叙的语言则温文尔雅、严肃规整,都契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与修养。小说的方言化叙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人物形象的塑造丰满、鲜活、生动,而话语组织在整体上也呈现出一种粗粝的语体风格。不仅如此,作家还十分重视方言土语所依托的乡土文化对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发动群众过程中使用土语,也隐喻了知识分子话语向强势的民间乡土话语的“缴械”,人物话语则呈现出一上“杂交”的特征,其中柳姿、那妃等女性知识分子言语变化则表征着这一过程,成为知识分子启蒙之路上的另类色彩与独异风景。
    革命话语是《一九五○年的婚事》中出现较多的话语形式,包含在作者对抗战、支援前线、剿匪、实施《婚姻法》等事件的叙述中,这完全符合“一九五○”以及之前特殊的历史情境。在小说中,革命话语在其表述中常常会变形为日常生活话语,甚至性爱话语。例如,革命政策的宣传中常常有两种“版本”,一个就是政府部门发布的版本,另一个就是在民间乡土具体执行中日常的“方言版”,呈现出一种“双语”叙事的特征,这在农民县长马赶山的工作经历中经常出现,而且效果常常大于官方的版本。另外,对于夫妻间的私房话,作家有时是大胆的原生态呈现,有时则运用“革命话语”、“生产话语”进行替代性的表达,有时有意地将革命话语与性爱话语混融,打破话语壁垒分明的边界。总之,革命话语、日常话语、性爱话语在叙述中互为隐喻或转喻,相互指涉,在差异、融合、交叉、撒播及延宕中构成《一九五○年的婚事》“杂色”的话语体系。
    《一九五○年的婚事》语言质实朴素而又生动鲜活,但是对于话语的“杂色”,作品中有些段落也显示出过于自然化的弊端,对此作者似乎也显得十分困惑。例如,作者也许担心读者不明白方言土语,因此,行文中常常有一些解释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述话语的自然流畅;同时,人物语言的过于“土”,使得一些人物的语言显得芜杂散乱。话语是文学的载体,但一任肆意地蔓延,有时也会编织成思想的囚笼。生活中原生态语言的呈现一方面可以使作家获取生活的现场感,但另一方面也会遮蔽作家发现生活诗意的眼睛,进而影响到作家对生活事象的鸟瞰与现实底蕴的洞穿。
    当然,正如欣赏油画不能太近,否则看到的仅仅是油彩和画布。我们对马步升《一九五○年的婚事》的审视也应当放在文学对革命与婚姻书写的历史语境之中,不能拘囿于小说中个别的话语片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对“革命+恋爱”重新解读与表达的重要意义,才能发现其小说在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创造性探索,才能把握其文本意蕴所具有的多向度阐释的可能性。从鲁迅《离婚》中爱姑的失败到马步升《一九五○年的婚事》中妇女群体离婚的无果而终,我们发现了女性自由之路的艰难;从鲁迅《伤逝》中子君“我是我自己的”到马步升《一九五○年的婚事》中那妃“群体命令她干什么她便无怨无悔地去干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个性解放在革命时代遭遇的尴尬,从蒋光慈《田野的风》中与地主父亲斗争的李杰到马步升《一九五○年的婚事》中分掉自家土地的马赶山,我们看到了作为封建制度叛逆者的革命者自我塑形的历史轨迹。现实生活本身是杂然前陈、丰富多彩的,马步升对革命、婚姻、生活“杂色”的文学表现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接近现实生活“原色”的书写,就是对生命本色的诗性敞亮,更是对模式化书写的大胆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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